文化 史事留痕
史上治疫知規律 隔離要招總為先
華夏經緯網   2020-03-03 09:26:33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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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北京歷史上的疫情看防控措施的演進——

  史上治疫知規律 隔離要招總為先

  疫病作為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已伴隨人類幾千年,在人類歷史上,死于疫病的人數遠高于死于戰爭或其他天災人禍的人數。中華民族繁衍數千年的歷史,也是與疾病抗爭的歷史。北京在金、元、明、清曾疫病頻發,其中鼠疫、傷寒、天花、白喉、猩紅熱等危害最大。我們縱向地回顧疫病應對史,是為了讓讀者對文明進步、社會完善持有信心,以更積極的態度因應當下。

 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

  都流行在春季

  據《析津志》記載,金朝筑燕城,由于工期緊,被征調的民工承受著艱苦的勞役,時逢夏季暑熱,生活條件又差,導致患病者增多,最終暴發瘟疫。

  面對嚴重的疫情,海陵王完顏亮一邊讓宮廷內的御藥院和尚藥局積極救治,一邊下詔,命中都周邊五百里內的醫者都趕來支援。由于防疫得當,疫情終于被控制住,中都城的建設也如期完成。

  據《元史》記載,元大都發生過三次大的瘟疫。第一次在皇慶二年(1313年);第二次在至正十四年(1354年);第三次在至正十八年(1358年),書中說:“京師大饑疫……,患者遍街巷,死者相枕藉”?梢娝劳鋈藬迪喈旙@人。

  明代北京地區發生過瘟疫的有12個年份,位置上大致分布在京城、京畿、順義、通州、延慶、良鄉、昌平、密云等地。

  嘉靖二十年(1541年),京城暴發“疾癘”,嘉靖皇帝親自研制《濟疫小飲子方》,“頒下所司,遵用濟民”,并令官員向民間印發藥方?梢娖饺詹簧铣募尉富实蹖σ咔榈闹匾。

  明萬歷十年(1582年)四月,包括北京在內的華北、華中地區發生大規模瘟疫!睹魃褡趯嶄洝份d:“京城內外災疫流行,人民死亡甚眾!薄锻ㄖ葜尽穭t稱:“萬歷十年春,通州大疫,比屋傳染,雖至親不敢問吊!边@場瘟疫史稱“大頭瘟”,又稱“大頭風”,其特征是病人頭面紅腫,發熱,且發病迅速,傳染性極強。

  萬歷十五年(1587年)五月發生疫情,京城共接收醫治病患者達109590人。

  明天啟七年(1627年)及崇禎七年(1634年),因天花流行,在京城郊外設有避痘所,對染病者予以隔離。

  崇禎十四年(1641年)“七月丁亥時,北京甚疫,患者就近而離間,于寺院、于空室,不與人近,以避染之”。

  崇禎十六年(1643年),京師出現疫情,夏燮在《明通鑒》記載:“京師大疫,死者無算!北ш柹帯都咨瓿滦∮嫛贩Q:“崇禎十六年二月,北京大疫,病名叫疙瘩病……大疫,人鬼錯雜!薄八劳稣斫,十室九空,甚至戶丁盡絕,無人收殮者!庇纱丝梢姰敃r疫情勢態極其嚴重,竟達無人收尸的境地,此疫情一直延續到崇禎十七年(1644年)春。當大瘟疫到來時,民眾十分恐懼,很多被傳染者,不去醫治,而請薩滿巫師到家里,為患者跳神治病。

 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,都流行在春季,最早為正月,最晚到五月,也就是說,公歷2月到6月之間。因此瘟疫流行時間,很值得注意。當然,瘟疫流行兩三年的例子也有,但不多見。

  1793年北京發生鼠疫

  雖用了明代名醫張景岳

  的方法,仍“莫能療”

  清代發生瘟疫有17個年份,大致分布在京城、京畿、通州、延慶、平谷、昌平等地。實際上,當時北京城內每年都有惡性傳染病出現,只不過沒有大規模流行。

  痘疹又叫天花,是一種烈性傳染病,清朝定都北京后采取對患痘者進行隔離的措施。順治二年(1645年)二月,曾令:凡城中之民出痘者,即行驅逐。城外四十里東西南北各定一個村,使其居住。

  清順治十八年(1661年)北京發生天花。當時連宮里也出現疫情,孝莊文皇后急忙令人將三個染病的小太監送出宮門,安置到西郊的一座寺廟中隔離,“百日之內不得入宮,日觀其恙,三日一報!

  清朝的第一個皇帝順治,就是患天花而死,年僅二十四歲。

  康熙幼年,為防天花,被隔離在福佑宮?滴醮蠹s從三歲到五歲,在那里被隔離了三年。

  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康熙帝命內務府尋找醫治痘疹的大夫,得到二位醫術高超的醫生朱純嘏和陳添祥,為皇子皇孫接種痘疹疫苗使皇子皇孫們的痘疹痊愈。此后,人痘接種術得到進一步普及,痘疹得到了控制。

  同在康熙二十年,熱河木蘭圍場開始興建;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興建承德避暑山莊。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,就是為了防范痘癥等傳染病在蒙古、西藏地區的流行。因為游牧地區,空氣清新,人煙稀少,而中原地帶,人煙稠密。他們到北京水土不服,受感染的機會較多。蒙藏王公、喇嘛在避暑山莊或木蘭圍場朝覲,可以減少傳染的概率。

  乾隆時期,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種術,一方面積極采取措施實行隔離避免感染。乾隆三年(1738年)十一月,甚至還規定在補任官職時,未出痘者暫不得升用。

  清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北京發生鼠疫,紀曉嵐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說:用明代京城名醫張景岳和吳又可的治療方法,對這場瘟疫也“醫莫能療”。

  清朝嘉慶年間,設有“查痘章京”官職,專事痘疹的防疫檢查。在后來刊行的《海錄》中記載“凡有海艘回國,及各國船到本國,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,若有則不許入口,須待痘瘡平愈,方得進港內!

  光緒二年(1876年)春,北京地區暴發“喉風”,譚嗣同曾在他的文章里說,當時因此病死亡者眾多,乃至每日出城的棺欞往往使城門的交通為之斷絕。史籍中將這次瘟疫記為“喉風”,就是現代醫學所說的“白喉”。

  光緒二十八年(1902年)六月,京津地區大范圍暴發霍亂。由于該病潛伏期較短,傳染性較強,發病突然,所以病人發病前并無什么癥狀,突然起病后,短者一二個時辰、半天左右就不治病死,長者也僅一二天身亡。數日內便形成了發病高峰,每天死人不計其數,一時間人心惶惶。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幕僚徐世昌的信函中說:“近日疫癥大作,傷人甚多!

  清朝的瘟疫,《清史稿》記載全國大小瘟疫149宗,但從總體上看,清朝的北京,沒有發生像元大都、明北京那樣大的瘟疫。原因之一是清朝京師的防治瘟疫措施,比元朝、明朝都好。

  康熙反對巫師跳神治病

  主張用科學方法應對疫情

  元、明、清三代六百多年間,北京在防治大瘟疫方面取得了不少經驗。尤其清朝,因為害怕得痘癥(天花),格外重視疾病的防疫。

  乾隆年間,官府曾把瘟疫的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藥方刻錄在石板上,放置于京城的胡同口處,以示民眾。

  歷史上京城街巷中多水井,為防止瘟疫對水源的污染,一旦出現疫情,特別是鼠疫,五城兵馬司的主要任務便是令“井窩子”(即賣水的水鋪)對水井加置封蓋,以防止老鼠及“病瘤(病毒)”掉入,污染水源。同時疏浚溝渠,及時排泄城中污水。

  元大都、明北京先后九次流行大瘟疫,都因為沒有采取嚴格的隔離措施。清朝康熙年間,北京出現天花流行,康熙帝命在廣寧門(今廣安門)外設立“避痘所”,實行患者隔離,減少疫情蔓延。后來又在京城東西南北四方,各定一村,患痘癥者,集中一起,實行隔離。所以,清朝在當時疫情出現時,多采取“離間法”,即今天所說的“隔離法”。一種是收容式隔離,即在寺廟及空曠之所等專門開設“癘人坊”,收治傳染病患者。另一種則是采取強制性隔離,即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區封鎖各進出道路,并派兵丁鎮守。

  疫情出現時,康熙還不贊成找薩滿巫師跳神治病,而是用科學方法醫治。他曾患瘧疾,御醫久治無效。傳教士用奎寧(金雞納霜)給他治好了病。后來臣民患瘧疾,康熙便介紹用這種藥,果然效果很好。從此他對醫學、藥學、解剖學、生理學產生興趣,還請傳教士來講課,并在宮廷中建立實驗室。

  古代發生大的瘟疫,京城的居民除了恐慌,還會盡其所能進行應對。郎中們會拿出藥方,行善者還會出資買藥發給患者;有號召力的,會召集大家買棺材埋葬死者。街坊鄰里、親朋好友,也會解囊相助,扶弱濟困。有時,皇親國戚、朝廷官員等,也會捐錢救災。

  元大都是一座國際大都市,大約有六十多萬人口,商人、傳教士等往來于歐亞,元大都城的大瘟疫發生在1358年,比歐洲的黑死病晚七年,這與當時的防疫有一定關系。所以瘟疫的傳播與防治具有國際性。

  大的瘟疫流行,必然會影響社會經濟。在皇朝時代,疫情中,原來潛藏的社會矛盾,會更加明顯,甚至會激化。元順帝、崇禎帝不懂這個道理,使本來嚴重的社會矛盾更加激化,民變四起,后果嚴重。清朝開明的皇帝,總在災疫之后,采取一些救濟措施,如施賑濟、減賦稅、開義倉、設粥廠等,以緩解社會矛盾,盡快恢復社會生產。

  清康熙十八年(1679年),北京出現瘟疫,康熙皇帝即命官員到疫區發放銀兩,以便安葬逝者,避免腐尸傳播疾病,還令大興、宛平二縣設置粥廠,救濟疫民。

  清末設立防疫總局

  頒布《預防傳染病章程》

  清宣統元年(1909年)頒布了《預防傳染病章程》共十七條。其中,第一條為“本章程所謂傳染病者,霍亂、瘟疫、痘疹、白喉及其他容易傳染之病皆包含之”。第三條為“有得傳染病及因傳染病死者,應于當日速行呈報該管巡警局”。第四條“患傳染病者,應從巡警局之批示用清潔及消毒方法”。第十一條為“醫生診視傳染病時,須將消毒及清潔各法告其家人,并即時呈報該管巡警局。清潔法有:掃除、洗滌、疏浚、搬運。消毒方法有:焚燒消毒、蒸晾消毒、石灰消毒、藥品消毒”等。

  宣統二年(1910年)十二月,肺鼠疫在東北大流行,疫情蔓延迅速,吉林、黑龍江兩省死亡達39679人,占當時兩省人口的1.7%,哈爾濱一帶尤為嚴重。

  為防止疫情傳入京城,次年正月初九,民政部撥款組織臨時防疫總局,地址設在錢糧胡同內城官醫院,同時設分局4所,并在永定門、右安門外先后設立防疫病室、隔離室、防疫出診所。

  這次發生在東北的鼠疫大流行,除了黑龍江、吉林的死亡人數,同期還引發了肺炎流行,死亡6萬多人。在這期間,聘請海外歸來的西醫博士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,深入疫區領導防治。

  1911年1月,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,并采取了加強鐵路檢疫、控制交通、隔離疫區、火化鼠疫患者尸體、建立醫院收容病人等多種防治措施,不久便控制了疫情,用了近4個月的時間,終于撲滅了這場震驚中外的鼠疫大流行。

  民國時期

  北京衛生防疫管理體系逐步完善

  到了民國時期,1912年,成立了防疫委員會和衛生委員會,北京辦理疫病防治的機構是京師警察廳衛生處,掌管道路清潔、保健防疫、醫院經營等事務。北京近現代醫學史上的傳染病救治及疫情的防控機制逐漸形成。

  1914年冬季,北京城內出現猩紅熱、白喉以及痧疹等病癥。為應對突發疫情,1915年,內務部在京城設立了臨時防疫處,并在東四牌樓十條胡同設立京師傳染病醫院,同時頒布了《臨時防疫處辦事規則》和《臨時防疫處防疫規則》,很快遏制住了疫情蔓延。

  1916年,北洋政府公布了《傳染病預防條例》。1918年在北京創建了北京中央醫院,伍連德任院長。1919年內務部在北京設立了中央防疫處,主要研制痘苗、疫苗及血清等生物學制品,防止傳染病及調查、撲滅疫病。中央防疫處開辦以后,與北京市政當局合作,通過宣傳、免費注射疫苗等方式積極參與北京的疫病防治,對遏制北京疫病流行起到很大作用。

  1919年,哈爾濱流行霍亂,當時有13.5萬人口的城市,死亡4808人,伍連德利用直轄醫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亂病人。1920年,東北再次鼠疫大流行,伍連德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,使疫情得到控制,但仍死亡萬人左右。以上疫情,由于北京防控得當,未受特大影響。

  1925年5月,中央防疫處商準京師警察廳在內左二區設立公共衛生事務所,分設防疫科負責調查疫病及預防接種工作。

  1928年10月,國民政府頒布《傳染病防治條例》及《傳染病預防之清潔及消毒方法》,規定傳染病人(或疑似傳染病人,或因傳染病致死)之親屬及接觸人為義務報告人,在發現病人24小時內報告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。保甲長、警察及醫生、護士發現傳染病人應在發現后24小時內向衛生主管機關報告。

  1932年4月,北平開始流行天花。北平特別市第一衛生區事務所發出勸告區民預防天花傳單,略謂:“天花這個病不論男女老幼都能得的,要想預防這個病只有種牛痘……凡區內學校工廠夠五十人以上的,可通知本所由本所定期派員前往引種,所有手術藥品一概免費!

  1933年11月,傳染病醫院為市民免費注射白喉、猩紅熱血清。12月,在西單宏廟胡同成立北平市第二衛生區衛生事務所。隨后,在東城錢糧胡同成立北平市第三衛生區衛生事務所,在西城大乘巷成立北平市第四衛生區衛生事務所。這些衛生事務所主要負責區內的衛生防疫工作,成為當時北平市專門防疫組織中的重要力量。

  1935年北平市政府頒布《北平市政府衛生局管理人民種痘暫行規則》,規定嬰兒于出生后6個月內均須種痘一次,兒童于6至7歲時舉行第二次種痘,凡天花患者家屬及其接觸者無論已種未種均須立即種痘,均免費種痘,不種者,除強制執行外,并處以罰金。

  1937年,北平市為開展預防霍亂擴大運動,特地開辦了無線電廣播。1937年11月,市公署準予備案《預防白喉及猩紅熱的辦法草案》。

  1938年6月,市衛生局制定《北京特別市防疫委員會霍亂預防注射實施辦法》。同年7月,衛生局令發《衛生局預防霍亂實施檢疫辦法》。從1938年起,北京市興起了種痘運動,市衛生局制定了春、秋季種痘辦法及挨戶種痘實施辦法等。種痘主要集中于1938年秋至1939年春季和1941年春至1942年秋季。

  據統計,抗戰期間的1939年至1945年,全國因霍亂死亡人數43136人。因鼠疫死亡人數13627人。因天花死亡人數5802人。因傷寒死亡人數1580人。

  北京從1926年至1946年發生過12次流行性霍亂,其中最嚴重的當屬1943年。據北京防疫委員會《民國卅二年(1943年)霍亂預防工作報告書》統計,當年6、7月份,北京市僅有3例霍亂病例,沒有死亡病例報告,而8月份北京市霍亂病例集中暴發,截至10月底共發現霍亂患者2136人,其中1872人死亡。

  抗戰勝利后,近一年時間內,在北京的金魚胡同、東四、鼓樓東大街、西安門、崇外大街、天橋、南苑、豐臺、門頭溝等地區設立了20個區防疫委員會。

  1949年1月,在南郊、西郊、東郊衛生所相繼成立衛生防疫站。隨著基層防疫機構的設置,北京的衛生防疫管理體系基本建立。但北京尚有白喉、脊髓灰質炎、結核病等20余種傳染病時有發生。

  新中國成立以來

  北京的歷次戰疫成就

  新中國成立后,我國首先消滅了血吸蟲病。血吸蟲病是一種比較有地域性的慢性傳染病,在中國已經流行了2000多年,主要發生在南方特別是江河湖海地區。1955年以后,血吸蟲病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,政府發動群眾消滅血吸蟲病的根源——釘螺。到1958年宣布消滅了血吸蟲病,毛主席欣然寫了《送瘟神》,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詩句“借問瘟君欲何往,紙船明燭照天燒”。

  隨著我國衛生水平、衛生環境和人民衛生習慣的大大改善,傳染病的防控力度也大大加強,對于鼠疫、霍亂、傷寒、瘧疾、天花、百日咳等疫情動態更進行了有效監控,一直沒有間斷。

  1958年11月至1969年1月8日,全市感染麻疹并發病的有11萬多人,死亡953人,其中,郊區兒童約占61%。平均每天發病的有3000多人。

  上世紀六十年代,本市積極推行接種卡介苗以預防肺結核,同時推行接種麻疹疫苗以預防急性呼吸道傳染病,以及推行接種乙腦疫苗和百日咳疫苗。在此基礎上,將卡介苗、脊灰疫苗、百白破疫苗、麻疹疫苗納入了國家免疫規劃,俗稱為“4苗防6病”。

  1962年,大興縣安定公社所屬20個自然村都有瘧疾發生。到了1966年,北京市對瘧疾進行了殲滅戰。

  1962年,全市患傷寒、副傷寒的病例共發生1392例。1976年,全市對傷寒病人實行免費治療、免費報銷。

  2003年“非典”期間,國家仿效古人的“離間法”,進行社區隔離、居家隔離措施,效果明顯。同時,人們戴好口罩、勤洗手、勤消毒,保護好自己,避免近距離的風險。在此期間,給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防治“非典”藥品及相關商品的價格不漲,政府將人民必需品大量投放市場,剎住了搶購潮,穩定住了市場物價。不僅讓人們戰勝了疫情,同時也戰勝恐慌。

  當前,新冠疫情形勢緊迫,然而我國的整體實力、醫療衛生體系早已今非昔比。在防治危害尤其嚴重的疫情方面,我國從古至今積累了許多經驗與教訓,值得回顧、思考及取鑒。

  文/王蘭順(北京市檔案館)

來源:北京青年報

   

 

責任編輯:虞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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